全书讲述晚清从鸦片战争（1840年）打开国门，到辛亥革命（1911年）之后土崩瓦解，差不多正好70年，故名。叙事以这70年间发生的五个重大事件为线索，即太平天国（1851-1864）、甲午海战（1894）、戊戌变法（1898），庚子拳乱（1900）以及辛亥革命（1911）。大体上，唐先生把每个事件都视为千年帝制下，中国社会变革转型的一次努力。这些努力为什么都失败了呢？下文简述之。
太平天国加上捻军，前后动荡20年，生灵涂炭，伤亡数以千万，影响波及整个富庶的南中国，但终于惨淡收场，反给满清打出个名臣辈出的同治中兴。关于败因，唐先生的分析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洪杨定都南京之后，因贪图享乐而未能及时倾全力北伐，以致坐失良机。二是太平军因为强力禁烟开罪英国人，又因为与天主教不合得罪法国人，以致将二强推入清廷怀抱，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甲午惨败的直接原因，总结起来无外两点。其一，高层腐败，挪用军费导致北洋海军金玉其外，而在关键装备指标（如舰艇航速，舰炮射速）上落后于日本海军。其二，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头脑发热，误判敌我军事实力，没有采取李鸿章“避战斡旋”的正确建议，结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至于主流文献所记北洋海军将士惧敌畏战，乃至临阵逃脱诸事，唐先生认为未可深信。因这些“史实”的来源均为当时参战英国水兵的回忆录，而据他考证，这些在清军中服役的英国水兵，本就是市井无赖，因不愿受中国将领（如刘步蟾）节制，心怀怨望，因此在回忆录中故意抹黑以泄私愤。日军海军司令伊東祐亨写给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提出的原因则更深一层，说到了因循守旧，不思变通的症结，更专门提到了科举取士这一核心体制的弊端，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
推动戊戌变法的主角是康有为，而失败的主因也是他，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唐先生对康有为的总体评价不高，我用十六字评语来总结他的观感，大抵是狂妄自大，眼高手低，偏激操切，刚愎自用。康有为不仅要求孙中山执“门生礼”，拒绝李鸿章加入他的”强学会“，甚至膨胀到自称“长素” –– 自诩比孔圣人还牛（孔子为“素王”）。唐先生认为康南海对西学所知甚浅自不待言，于汉学虽然功力深厚，但治”今文学“走火入魔，要搞“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造成维新派失道寡助，关键时刻孤立无援。康不是一个好的理论家，偏偏又“強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他更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没有敏锐的政治直觉，不知道社会变革自有其规律，并非总能自上而下，一蹴而就。满清权贵荣禄劝他变法需循序渐进，他的回答居然是“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其情商之低下，见事之不明，令人瞠目。总而言之，戊戌变法有康有为这么一位“狗头军师”（唐先生语），焉得不败？
对于庚子拳乱的由来，唐先生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教会借助西方列强的武力在中国享有“横着走”的特权固然是主因，义和团的愚昧无知和滥用暴力也脱不了干系。当然，拳乱升级到八国联军侵华和天文数字的庚子赔款，慈禧老太太的无厘头外交当难辞其咎。她听信谣言，误以为列强要扶植光绪，逼她退位，竟脑子一热对八国同时宣战。她老人家歇斯底里的一场豪赌，自己输个精光被迫跑路不算，还带累全国人民每人赔了一两白银。能保住没再割地求和，大概是多亏了风烛残年的李中堂跑出来收拾残局。唐先生引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博士导师莫尔斯（H.B. Morse） 评价慈禧在拳乱中的表现道，
这句政治明显不正确的俏皮话，似乎是暗示罪魁祸首是女人当政，所以头发长见识短。现在看来，可怕的不是当政人的性别，而是他/她在帝制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情绪完全失控之时，依然不受任何制约。
最后，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名义上建立了“天下为公“的共和政体，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福山说现代政体的三要素是国家（state），法制（rule of law）及民主（accountable government）。 从民国初期的情况看，军阀林立，国家孱弱，政令不行，法制自然无从说起，维持民选总统的制度无非是装个幌子罢了。孙中山和袁世凯大概都很快意识到，没有强大稳定的国家做后盾，法制和民主终究是镜花水月，因此后来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唐先生认为袁世凯跟曹操是一类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也。他复辟帝制并非完全受人蛊惑，迷恋帝位，而是想走君主立宪的强国之路。孙中山自民国二年改组国民党之时，思想上即与列宁契合。后来俄国革命成功之后，“面壁九年，乃大彻大悟”， 发愿以俄为师，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纵观全书，唐先生对国父的“历史局限性”颇多负面评价。其中我完全不了解的，是孙中山1917因反对中国参加一战而获德国政府秘密献金200万银元一事。这笔钱后来成为孙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的经济基础，而孙的割据自立，造就了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对立，南辕北辙，事实上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唐先生所以感叹，“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孙氏实是始作俑者。”
唐先生秉持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按照封建-帝制-民治三部曲循序演进。虽然他这个“历史三峡论”对人类社会演化路径和终点的预测跟马克思颇有不同，但本质上，都主张历史发展受客观规律支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从封建到帝制，始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终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实施的盐铁专卖，历时约250年。第二次从帝制到民治，始于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到今日还未完成，仍处于转型之中。但前后也不过180年，虽没修成正果，但也不足为奇。有了这个理论，中国在晚清70年的坎坷经历可以简单优雅地解释为：既不是文化不行，也不是领导不行，只是天时不行。天时到了，自然瓜熟蒂落，修成正果。 唐先生对历史长河必将人类社会推入民治信心满满，并明确预言中国将于邓小平执政结束40年后（也就是2030年左右）完成第二次转型，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
唐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强烈认同感，对中国的前途充满期待。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钱穆很相似。他认为 “中西文明之对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国文明现代化（即第二次转型）之起步，晚於西方文明三百年而已”。不光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可以现代化，甚至中医里的“草药、气功和针灸”也可以现代化。只有当“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唐先生热烈地赞美东方政治哲学，认为孔孟之道以伦理学为基础，提倡 “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而表现在外交上，则主张和平共处，有教无类，一言以蔽之，“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他也痛斥西方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至于中国为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唐先生的理论是“社会形态固化说”。我的理解，就是第一次大转型做得太完美，超前太多，以至于强国弱民的秦制绵延千年，稳如泰山，最终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一旦二次转型完成，则我天朝上国，“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指日可待矣。他写道，
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現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況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
一个学贯中西并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资深历史学家，以70岁的高龄，不光对历史的走向保持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还对地缘政治做民族感情色彩如此强烈的解读，实在有些费解。晚辈不才，忍不住要借莫尔斯对慈禧的评价开句玩笑
唐先生在抗战时期（1939-1943）念完大学，目睹积贫积弱的祖国在列强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屈辱求存。这种国恨家仇的切肤之痛对一个青年学生的影响，也许不是时间、教育和经历可以轻易抹去的。所以，他的民族主义情结完全可以理解；而他对华夏“文明大族崛起世界”的期待，也正是大陆最新版“中国梦”的民意基础。另外，唐先生写作此书的90年代，正值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全世界对民治政体信心爆棚之时。连福山这样本应保持冷静的政治学家，都写出“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这样的书，宣称民治已为天下大势， 浩浩汤汤。唐先生的二次转型必然成功论，大概也受了这种乐观精神的感召。但是，至少从今天（2023年）看来，他对于2030年实现民治的预言，大概率也会像福山对历史终结的预言一样，成为大众茶余饭后消遣社会“科学”的谈资。当然，按250年完成第一次转型来估算，我们没准需要等到2090年。如果二次转型比第一次难度更大，那就更没谱了。反正，按唐先生的理论，民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大家就踏踏实实地等着吧。我辈能做的，大概只是叮嘱儿孙“中华驶出三峡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罢了。
太平天国加上捻军，前后动荡20年，生灵涂炭，伤亡数以千万，影响波及整个富庶的南中国，但终于惨淡收场，反给满清打出个名臣辈出的同治中兴。关于败因，唐先生的分析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洪杨定都南京之后，因贪图享乐而未能及时倾全力北伐，以致坐失良机。二是太平军因为强力禁烟开罪英国人，又因为与天主教不合得罪法国人，以致将二强推入清廷怀抱，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甲午惨败的直接原因，总结起来无外两点。其一，高层腐败，挪用军费导致北洋海军金玉其外，而在关键装备指标（如舰艇航速，舰炮射速）上落后于日本海军。其二，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头脑发热，误判敌我军事实力，没有采取李鸿章“避战斡旋”的正确建议，结果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至于主流文献所记北洋海军将士惧敌畏战，乃至临阵逃脱诸事，唐先生认为未可深信。因这些“史实”的来源均为当时参战英国水兵的回忆录，而据他考证，这些在清军中服役的英国水兵，本就是市井无赖，因不愿受中国将领（如刘步蟾）节制，心怀怨望，因此在回忆录中故意抹黑以泄私愤。日军海军司令伊東祐亨写给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提出的原因则更深一层，说到了因循守旧，不思变通的症结，更专门提到了科举取士这一核心体制的弊端，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
推动戊戌变法的主角是康有为，而失败的主因也是他，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唐先生对康有为的总体评价不高，我用十六字评语来总结他的观感，大抵是狂妄自大，眼高手低，偏激操切，刚愎自用。康有为不仅要求孙中山执“门生礼”，拒绝李鸿章加入他的”强学会“，甚至膨胀到自称“长素” –– 自诩比孔圣人还牛（孔子为“素王”）。唐先生认为康南海对西学所知甚浅自不待言，于汉学虽然功力深厚，但治”今文学“走火入魔，要搞“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造成维新派失道寡助，关键时刻孤立无援。康不是一个好的理论家，偏偏又“強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他更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没有敏锐的政治直觉，不知道社会变革自有其规律，并非总能自上而下，一蹴而就。满清权贵荣禄劝他变法需循序渐进，他的回答居然是“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其情商之低下，见事之不明，令人瞠目。总而言之，戊戌变法有康有为这么一位“狗头军师”（唐先生语），焉得不败？
对于庚子拳乱的由来，唐先生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教会借助西方列强的武力在中国享有“横着走”的特权固然是主因，义和团的愚昧无知和滥用暴力也脱不了干系。当然，拳乱升级到八国联军侵华和天文数字的庚子赔款，慈禧老太太的无厘头外交当难辞其咎。她听信谣言，误以为列强要扶植光绪，逼她退位，竟脑子一热对八国同时宣战。她老人家歇斯底里的一场豪赌，自己输个精光被迫跑路不算，还带累全国人民每人赔了一两白银。能保住没再割地求和，大概是多亏了风烛残年的李中堂跑出来收拾残局。唐先生引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博士导师莫尔斯（H.B. Morse） 评价慈禧在拳乱中的表现道，
这句政治明显不正确的俏皮话，似乎是暗示罪魁祸首是女人当政，所以头发长见识短。现在看来，可怕的不是当政人的性别，而是他/她在帝制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情绪完全失控之时，依然不受任何制约。
最后，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名义上建立了“天下为公“的共和政体，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福山说现代政体的三要素是国家（state），法制（rule of law）及民主（accountable government）。 从民国初期的情况看，军阀林立，国家孱弱，政令不行，法制自然无从说起，维持民选总统的制度无非是装个幌子罢了。孙中山和袁世凯大概都很快意识到，没有强大稳定的国家做后盾，法制和民主终究是镜花水月，因此后来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唐先生认为袁世凯跟曹操是一类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也。他复辟帝制并非完全受人蛊惑，迷恋帝位，而是想走君主立宪的强国之路。孙中山自民国二年改组国民党之时，思想上即与列宁契合。后来俄国革命成功之后，“面壁九年，乃大彻大悟”， 发愿以俄为师，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纵观全书，唐先生对国父的“历史局限性”颇多负面评价。其中我完全不了解的，是孙中山1917因反对中国参加一战而获德国政府秘密献金200万银元一事。这笔钱后来成为孙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的经济基础，而孙的割据自立，造就了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对立，南辕北辙，事实上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唐先生所以感叹，“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孙氏实是始作俑者。”
唐先生秉持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按照封建-帝制-民治三部曲循序演进。虽然他这个“历史三峡论”对人类社会演化路径和终点的预测跟马克思颇有不同，但本质上，都主张历史发展受客观规律支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从封建到帝制，始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终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实施的盐铁专卖，历时约250年。第二次从帝制到民治，始于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到今日还未完成，仍处于转型之中。但前后也不过180年，虽没修成正果，但也不足为奇。有了这个理论，中国在晚清70年的坎坷经历可以简单优雅地解释为：既不是文化不行，也不是领导不行，只是天时不行。天时到了，自然瓜熟蒂落，修成正果。 唐先生对历史长河必将人类社会推入民治信心满满，并明确预言中国将于邓小平执政结束40年后（也就是2030年左右）完成第二次转型，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
唐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强烈认同感，对中国的前途充满期待。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钱穆很相似。他认为 “中西文明之对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国文明现代化（即第二次转型）之起步，晚於西方文明三百年而已”。不光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可以现代化，甚至中医里的“草药、气功和针灸”也可以现代化。只有当“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唐先生热烈地赞美东方政治哲学，认为孔孟之道以伦理学为基础，提倡 “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而表现在外交上，则主张和平共处，有教无类，一言以蔽之，“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他也痛斥西方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至于中国为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唐先生的理论是“社会形态固化说”。我的理解，就是第一次大转型做得太完美，超前太多，以至于强国弱民的秦制绵延千年，稳如泰山，最终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一旦二次转型完成，则我天朝上国，“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指日可待矣。他写道，
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現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況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
一个学贯中西并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资深历史学家，以70岁的高龄，不光对历史的走向保持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还对地缘政治做民族感情色彩如此强烈的解读，实在有些费解。晚辈不才，忍不住要借莫尔斯对慈禧的评价开句玩笑
唐先生在抗战时期（1939-1943）念完大学，目睹积贫积弱的祖国在列强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屈辱求存。这种国恨家仇的切肤之痛对一个青年学生的影响，也许不是时间、教育和经历可以轻易抹去的。所以，他的民族主义情结完全可以理解；而他对华夏“文明大族崛起世界”的期待，也正是大陆最新版“中国梦”的民意基础。另外，唐先生写作此书的90年代，正值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全世界对民治政体信心爆棚之时。连福山这样本应保持冷静的政治学家，都写出“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这样的书，宣称民治已为天下大势， 浩浩汤汤。唐先生的二次转型必然成功论，大概也受了这种乐观精神的感召。但是，至少从今天（2023年）看来，他对于2030年实现民治的预言，大概率也会像福山对历史终结的预言一样，成为大众茶余饭后消遣社会“科学”的谈资。当然，按250年完成第一次转型来估算，我们没准需要等到2090年。如果二次转型比第一次难度更大，那就更没谱了。反正，按唐先生的理论，民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大家就踏踏实实地等着吧。我辈能做的，大概只是叮嘱儿孙“中华驶出三峡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