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夢工場

華人社會關注中東議題的藝術家相對不多，台灣「阿薩德中東舞團」藝術總監邵震宇大概是例外。他是極少數專注跳肚皮舞的男舞蹈員，曾獲肚皮舞公開賽冠軍，定期到埃及、伊朗、土耳其等國，在阿拉伯之春後創作了第一部作品《解放廣場》，希望用舞蹈訴說阿拉伯革命的故事。隨著革命逐步被獨裁政權取締，民主自由反而距離中東人民更遙遠，他到這些國家進行演出的風險也越來越高，在這種氣氛下，他創作了最新作品《多情城市》，以台語老歌、中華風音樂 crossover 肚皮舞，其中一首古箏作品更是來自在台港人的創作，希望不同背景的觀眾都可以聯想到

香港導演杜琪峰在柏林影展當評審時，表示「極權國家會首先對付電影」，指的不單是封殺自由電影，同時也會以國家機器利用電影做「大外宣」、改寫歷史，從而進行軟性洗腦。諷刺的是，杜琪峰的經典電影《黑社會》和《黑社會之以和為貴》（英文名為「The Election」），本來充滿對中共管治的隱喻和諷刺，但在《港區國安法》通過後，卻出現一批魚目混珠的中港合拍「偽江湖片」，企圖通過同一批香港演員，去宣傳立場剛好顛倒的陰謀論。 2022年上映的《邊緣行者》，宣稱港英政府勾結黑社會、包庇毒梟，操縱英資和華資大財團，通過「黑錢」在

杜琪峰導演擔任柏林影展評審，以廣東話直言「我覺得電影永遠站在前線，每當極權擴張、人民失去自由的時候，電影通常都是首當其衝，在好多地方都是這樣，一定想先中斷你的文化」，表示「因為電影能夠將理念直接傳達給群眾的媒介，同時也能夠為群眾發聲，所以極權政府通常會先對付的都是電影」。最後，他哽咽強調「全球所有爭取自由的國家與人民一定要支持電影，因為電影是為你而發聲的。」這是他的心裏話，在今時今日，尤其難得。這時候，我們應該重溫他監製的經典電影《樹大招風》，入面借用香港主權移交期間「三大賊王」葉繼歡、張子強、季炳雄的經歷

張婉婷導演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由好評如潮變成眾矢之的，轉捩點是電影拍攝的主角學生公開透露自己不同意公開放映，但導演在缺乏同意書下依然一意孤行，令民意大逆轉，也為自己和學校帶來公關災難，反映了兩個宏觀社會議題。導演、校方無疑有良善出發點，但以「我為你好」凌駕個人自主性、推崇顧全大局精神，容易出現「用愛浸死你」情感勒索而不自知，正正反映了兩種屬於不同世代的價值觀，前者的集體主義正在被「新香港」歌頌，後者卻成為被「新香港」批判的自由主義象徵。另一方面，紀錄片導演作為旁觀者一旦越過了權力界線、變成劇情創作者和